2008年我在拉美分社工作的时候，和吴永恒社长住同一栋楼，每天上班同去同回。如果哪一天他没有按约定的时间下楼，我一定会往他寓所打电话，因为他身体一直不好，赴任之前，局社领导就交待我一定要多关心他的健康。有一次连打了3个电话没人接，我急匆匆地上了10楼去敲他的门，门开了，他满脸坏笑地说，吓死了吧？是不是以为我死在公寓里了？

今年3月19日一大早，我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，一个意想不到的噩耗传来：吴社长被发现已在他位于墨西哥城的寓所内突发疾病去世了！没想到他竟然真的是以这种方式告别了他所热爱的事业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本来，他在去年回国时曾把自己写的一些东西交给我，说希望我在合适的时候为他写点东西。因此，我写这些文字，既是为了寄托自己的哀思，也是为了完成吴社长的嘱托。

一生历尽艰险和辛酸

吴社长1970年进入新华社工作，长期驻外，曾任新华社巴拿马分社翻译、新华社波哥大分社首席记者、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分社首席记者、新华社拉美总分社社长兼总编辑等职。从新华社退休后，旋即又受聘担任今日中国杂志社拉美分社社长。他长期与拉美达官显贵、社会名流打交道，足迹遍布拉美所有国家。在外人看来，他这一生风光无限，但实际上却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、痛苦甚至是生命危险。

1973年，吴永恒奉命与另外一位同志到与我没有外交关系的巴拿马建立分社。只要一出门，就有巴拿马情报局的人和国民党特务跟踪监视，生命安全数次受到威胁，因此在最初几个月的绝大部分时间里，他们多数时间都是待在旅馆房间里。回首往事，他常把巴拿马比喻成他的“卡尔瓦里奥”——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地方。而他在巴拿马一待就是5年。

他也饱尝了远离家人的孤独和痛苦。在驻拉美初期，他每月工资只有20美元，无法支付昂贵的邮资，和家人的书信往来只能靠每3个月一次的外交邮包来传递。儿子出生时他正在巴拿马，几个月之后，他才知道小家伙已经来到世上；老母亲病重时他正在多米尼加共和国采访，回国后他才知道老人家已经不在人间。

即使年过花甲到今日中国拉美分社工作，他也多次面临危险。2005年他刚到分社的时候，正值墨西哥社会治安状况恶化，抢劫杀人案频繁发生，而华人因善于经营、生活富裕，也成为匪徒绑架勒索的目标之一。华人杜龙龙及其助手被墨西哥劫匪凶残杀害并抛尸荒野，更让当地华人有安全不保之虞。而在离他寓所不远的地方，就发生过几桩劫匪陈尸街头、高官被灭门的凶案。

2008年初我去分社工作的时候，他脑门上还贴着一块纱布，这是2个月前，他在分社门前装卸杂志时被粗暴的交通警察打翻在地时受的伤， 2个月后还没愈合。他伤心地对我说，这下到底领略了什么叫被打翻在地，只差再被踏上一只脚的滋味了！

2009年，墨西哥爆发H1N1流感，他坚持最后一个撤离，在疫情尚未完全解除的状态下，他又主动要求回到墨西哥开展工作。

中拉友好的“民间大使”

吴永恒社长热爱祖国、热爱党的外宣事业，同时也热爱墨西哥和拉美，被称为中拉友好的“民间大使”。他利用一切机会参加墨西哥当地的各种学术、文化活动，出席各种企业家会议和展会，主动与墨西哥各界人士建立联系，在墨西哥举办上百场中国问题报告会，努力帮助当地民众了解中国的情况。

吴社长对墨西哥当地人士都非常友好，对有事找上门的读者也是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。一位老发行人罗萨?陈的丈夫患病后，吴社长多次前去看望，还送去慰问金。吴社长的弟弟是西安秦陵博物院院长，每当有墨西哥朋友去西安旅行，他总是打电话让弟弟对墨西哥客人多加关照。

2008年，一位老读者因为有急事要到中国出差，但按正常程序办签证已经来不及了，找到吴社长后，吴社长马上打电话到使馆领事处沟通，并带这位读者寻找最近的照相馆为其照证件照，终于让这位读者及时踏上了中国之旅。

吴社长以自己的人格魅力，在自己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拉美朋友，包括总统、部长、议员、学者、记者、律师、教师、学生、发行人等各界人士。不少热爱中国的墨西哥朋友成为他的铁杆“粉丝”，吴社长关于中国的讲座讲到哪里，他们就会跟到哪里，有的自己开车去，有的甚至坐地铁或长途车去，以表示对吴先生的友情和对我们杂志的支持。

吴社长经常给我讲一件让他非常感动的事：有一次，他要到萨卡特卡斯州出差，尽管这个州的发行人刚刚做了眼科手术，蒙着一只眼睛，关节炎也发作了，拄着拐杖，但仍然亲自去机场迎接他，并开车把他送到旅馆。第二天要送他去机场时，发行人又发现自己的车窗升降系统失灵了，不能关闭，而路上要经过一大段尘土飞扬的工地，考虑到发行人眼睛不能进灰尘，他提出乘出租车去机场。但发行人仍然坚持送他去机场，任凭尘土灌满车厢，一路和吴社长谈笑风生。

生活低标准，工作高标准

除了几套应付场面的西装，吴社长在生活上特别简朴。衬衣都是趁打折时一买好几件，一件运动衫和球鞋估计穿了有十几年。

在饮食方面，他更是简单得不得了。基本上每周做一次饭，一次做一大锅——多半是他爱吃的红烧肉，然后分五份分装在饭盒里，冻在冰箱里，每天上班带一份。我多次劝他这样对身体不好，可他总是一笑了之，并不舍得为吃饭多花时间，也不愿意放弃最爱的红烧肉。偶尔要改善一下，他就带我去一位北京老乡开的中餐馆“又一村”，去吃那里的北京排叉、油条、豆浆、肘花什么的。

对生活的标准低，可他对工作的标准却很高，他不顾自己已过花甲之年，一直坚持按毛主席提出的不能“把自己混同于一般老百姓”要求自己，用“特别能战斗、特别能忍耐、特别能吃苦”的老西藏精神勉励自己，工作上不断给自己加压，甚至要跑步前进，只想着尽快在离任之前把分社的工作拓展开来。

2005年11月底的瓜达拉哈拉国际图书节期间，他为了节省经费以及方便携带期刊，接连两次开车往返，行程2000多公里；他在参加墨西哥出版业协会年会时，还翻越了海拔3850米的南马德雷山脉，曾连续开车11个小时，最后因过度疲劳而病倒。

2008年我在分社工作的时候，多次目睹他去外地演讲、推广杂志，为了节省时间，他经常早上乘飞机去、夜里乘飞机回。有一次，他应墨西哥记协的邀请，义务为来访的中国记者代表团提供翻译服务，10来个中国记者没有一个会西班牙语，而他又是唯一的一个翻译，因此每天都工作到夜里12点以后，十来天下来，连声音都嘶哑了。

因为健康原因，吴社长近年不再长途驱车了，但还是四处奔走不停。2011年12月，他应邀到西南部瓦哈卡州一个小镇作报告，去时从州首府乘汽车3个半小时，活动结束时已是深夜10点，他又乘车跑了4 个小时的山路。因为担心司机一旦睡着把车滚到山下去，路上他主动要求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，忍着瞌睡，强打精神，不停地同司机说话。一天15、16个小时的颠簸，对年近七旬的老人来说，真是到了生理极限。

因为不忍心见他晚年还拼命三郎似地工作，吴社长的爱人在电话里几次对他说，你在外面有困难就回来吧，不要为难，不要勉强。但是吴社长出于强烈的事业心，还是坚持留了下来。他多次对我说：“拉美分社是我的最后一个阵地，外文局和总社把拉美分社这个阵地交给我们了，我们就要以战士的情怀和情操，战士的胸怀和勇气守好和巩固好这个阵地，将来有一天可以光荣地抬着头把它交给来接替我们的同志。”

在分社已在墨西哥立足之后，他又开始不断地向其他中南美洲国家扩大影响。2010年秘鲁版在利马的出版，可谓是他反复奔波的结果。可惜在他离去前，他费了很多心血积极推进的在委内瑞拉出版南椎体版、在巴西出版葡萄牙文版的心愿没有实现，看来要留待后人实现了。

我们将永远记住你亲切的微笑

吴社长是个和蔼、乐观的人，不论遇到多大困难、面临多么繁重的任务，抑或经过了多么疲惫的长途旅行，微笑始终都挂在他的脸上。这是一位心地善良的老者亲切的微笑，一个洞察世事的智者自信的微笑，更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外宣人胜利的微笑。

2009年1月结束任期回国那天，我一个人正坐在墨西哥城机场1号航站楼里百无聊赖地等待登机，突然有人从背后拍了一下我的肩膀。转过头去，一眼看见吴社长微笑着的亲切面孔。那几天，吴社长正在国内开海外工作会议，为了送我，他放弃了与家人一起过春节的机会，提前买了机票，在我起飞前2小时降落到墨西哥城机场，取了行李直接从2号航站楼飞奔到1号航站楼，只为了给我送行。当时我的热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。

只要国内来人，不管是领导还是同事，哪怕只是实习人员，他都会亲自开车去接。有一次接机是下半夜，我说我和雇员去就够了，但他坚持亲自去，“对我来说只是多了一次，对人家来说一辈子来墨西哥也许只有这一次，我一定要照顾好！”他经常把国内派驻人员请到他的住处，亲自和面、剁馅包饺子，虽然饺子皮很厚、肉菜也没有剁碎，但是吃起来让人有种回家的感觉。周末时，只要有时间，他一定会开车带国内客人四处去参观。不客气地说，有些景点他都去了几十次了，但每次去他还是带着满脸不知疲倦的微笑。

吴社长每一次回国，都要去社里各个办公室看看在拉美分社工作过的同志，并送上他在墨西哥参加活动收获的小礼物。有一次时间很紧，他来不及一一分送，就把一堆小礼物交给我，告诉我说这是谁的，那是谁的，让我一一送到。

如今，吴社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，我今后再也不能看到他那亲切的微笑，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微笑。

最后，我用他自己写过的一段话作为文章的结束语，同时转送给他：

 “我们将永远记住你亲切的微笑，因为你的微笑反映了一种思想境界，体现了一种精神力量，你的榜样将鼓舞和鞭策我们在你所为之奋斗的事业中继续奋进。”（今日中国杂志社 李五洲）